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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播学的研究简史

发布时间:2009-02-14 阅读: 3874

  一、研究的起点——1978年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上个世纪50-70年代处于与世界隔绝的状态,政治上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60年代,曾经在内部作为“批判资产阶级”的材料,翻译了一些西方传播学论著的片断,知悉者只限于极少的几个大学新闻系的教师。

  1978年7月,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出版了“文革”后的第一家新闻学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郑北渭主编)。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第一篇传播学译文《公共传播》(mass communication,当时将这个词翻译成“公共传播”,而不是后来的“大众传播”),介绍了一些传播学的知识,为了防止被指责为“宣扬资产阶级观点”,郑北渭加了一个按语,批判“公众传播工具”是“垄断资产阶级控制舆论,制造舆论,毒害人民,奴役人民的宣传工具”。不管怎样,这是第一次公开介绍传播学。

  1978年10月,日本新闻学会会长内川芳美教授访问中国。他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介绍了传播学。10月14日,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给当时80多位第一届新闻研究生做学术报告。但是给他配的翻译由于对专业词句的陌生,无法翻译出来。后来他用英语讲话,在黑板上写出“mass communication”。当时这个简单的概念对我们是一种极大的震动,因为此前只知道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还从来没有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思考过传媒的性质。

二、施拉姆访华,直接带动了中国传播学的研究
  1982年4-5月间,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他的学生余也鲁陪同下访华。他在人民日报主楼顶层的大礼堂,面对数百人做了一个关于传播学的报告,回答了听众的提问。这是中国新闻学研究者第一次与西方传播学者直接对话。同年11月,中国第一次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召开。1983年,这次会议上散发的介绍性文章的汇集出版,即《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这是第一本国人关于传播学的书。

 

三、曲折的研究进程

  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背景下,传播学被批判为“要害是否定阶级斗争”。已经向国外发出邀请函的上海复旦大学国际传播学研讨会被迫停开。

  1984年以后,传播学的研究悄然回复。这年,第一部传播学译著在中国出版,即施拉姆、波特所著的《传播学概论》(Men Women Messages \\and\\ Media: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1988年,戴元光、邵培仁、龚炜合著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出版(兰州大学出版社),这是第一本国人的传播学著作。

  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传播学研究在一段时间内停滞。有的文章批判说:“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同西方新闻学一样,掩盖阶级立场,不讲阶级性、党性、政治性,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离开人的社会性,孤立地研究个人对外来信息的反映。这些都是同社会主义的新闻学有原则区别。”但是,响应这种批判的人很少。

  90年代前期的传播学研究主要在新闻研究机构。1993年,陈力丹著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出版(开明出版社),这是从传播学的角度把马克思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政治领袖的学术成果;1997年,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国人试图让传播学本土化的一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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